| 2008-07-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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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近几年我国消费疲软的“三大失衡”现状
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国内外需求。国内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部分，其中消费需求又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种，合称最终消费。居民消费是指常住住户在一定时期内对于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支出和对居民提供的消费性货物与服务的转移支出。投资需求当然是指厂商对各种投资品的需求或支出。国外需求就是指净出口，即出口与进口之差，简称为出口。因此，通常情况下，我们把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概括为消费、投资、出口三种，构成为一个“动力结构”。
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需求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进行测算，从1979年到2005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6%，其中内需的贡献率高达92.6%，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只有7.4%。即使是最近几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达到91.9%。况且，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我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具备通过扩大内需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因此，把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国今后仍然要坚持这一方针。
但进一步地分析使我们认清，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中消费动力持续疲软，存在明显的“三个失衡”：
1.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明显失衡
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部分，因而不能笼统地讲内需的高与低，还要做具体分析。内需占比高，并不等于消费需求占比高，而要考察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相对占比。这里的消费占比，就是最终消费率。统计数据表明，1978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2.1%，从1978到1992年，这14年中我国的最终消费率都在60%以上，投资和出口合起来不到40%，情况相当不错，其中1981年的最终消费率曾达67.1%，是改革开放30年中最高的1年，成为历史制高点；从1993到1998年，这5年我国最终消费率降到了60%以下，但仍然相对平稳，在58%-59%之间。
但200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2003年是投资猛增的1年，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55118亿元，比上年增长26.7%，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5842亿元，只比上年增长9.1%。到2006年，在宏观调控持续多年、固定资产投资压缩多年的条件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仍然达到109870亿元，比上年增长24.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有76410亿元，比上年增长13.7%。这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消费的贡献率则快速下滑，前者由2000年的21.7%上升到2006年的40.7%，6年中上升了19个百分点，后者由2000年的63.8%下降到2006年的38.9%，6年中下降了24.9个百分点。如果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2006年的最终消费率比1978年低了23.2个百分点，更比1981年低了28.2个百分点。
统计数据是对实际情况的客观反映。进入新世纪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国际资本和产业大规模地向我国转移，给我国带来了大发展的机遇，各地争先恐后，抢抓机遇，纷纷出台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给外商和港澳台商以“超国民待遇”，招商引资如火如荼，铺天盖地。加上内资企业自我投资、配套投资、相互投资，发达地区向欠发达、不发达地区转移投资，“投资、投资、投资”不绝于耳，“生产、生产、生产”一派繁忙，对我国经济增长确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为什么要投资?为什么要生产?”有些地区、有些领导似乎不假思索，不去考虑，更不重视如何促进全社会的消费，总觉得消费是次要的，是老百姓的个人私事，把钱发给老百姓由他们自己去安排就行了，而个人或班子“政绩”是第一位的，是断然不能受影响的，只有抓投资才能出“政绩”，抓消费是“吃力不讨好”，因而最终消费率与投资率严重失衡。
国际经验表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当最终消费率超过60%时，才能支撑国民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据世界银行统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在70%-80%之间，其所统计的36个国家中只有8个国家低于70%。以2002年为例，当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80.1%，其中高收入国家为81.0%，中等收入国家为74.3%，低收入国家为80.7%。我国2002年的最终消费率为58.2%，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的国家)，如菲律宾为81.2%、印度尼西亚为78.8%、泰国为68.9%。我国的最终消费率2006年跌到38.9%，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世界正常经济体中是最低的。
2.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明显失衡
最终消费又包括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两个部分，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的主要部分，但在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显然存在此消彼长关系。当然，政府消费中也有对居民的转移支出。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国务院坚持以人为本，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尤其是陆续取消农林特产税、牧业税、屠宰税、农业税以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并实行各种有效的补贴政策来增加农民的收入，使城乡居民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家庭财产普遍增多，人民的消费能力有所增强。因此，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居民的消费增长并不慢。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发展指标》公布的数据，2000-2006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年平均增长7%，远高于美国的3%、世界平均水平的2.4%。
问题在于在我国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增加较快，居民消费受到一定的挤占，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
政府消费增加较快，源于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我国最近几年的财政收入，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攀升，可谓“形势大好”。2000年，全国财政总收入仅为 13337亿元，其中税收收入为12660亿元，到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39322亿元，其中税收收入为37636亿元，6年中几乎都增加了2倍，增幅大大高于GDP的增幅，更等于城乡居民收入增幅的2倍以上。这样，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快速提升，2000年为14.9%，2006年已经达到18.6%，提高了3.7个百分点，超过了美国的水平(2004年美国财政收入总计为1.88万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16.1%)。
政府消费增加较快，表现为政府开支逐年加大。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财政支出持续上升，单从2000年到2003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便由1787.59亿元增加到3437.68亿元，3年中增加92.3%，占政府消费的比重也由15.2%上升到23.2%。与此相联系，政府消费率在上升，居民消费率则下降，以2001-2004年为例，政府消费在整个最终消费中的比重，由20.6%上升到22.0%，居民消费率则由79.4%下降到78%。
3.消费倾向与储蓄倾向明显失衡
消费倾向反映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意愿，是消费者收入预期、支出预期和自主偏好的一种集中体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随收入的减少而减少，称之为平均消费倾向。平均消费倾向用APC表示，即APC=C／Y。式中C代表消费，Y代表收入。
由于全部收入总是分为消费与储蓄，消费与储蓄便成为一种反方向运动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储蓄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平均储蓄倾向来说明，即APS=S／Y，式中S代表储蓄。
上述关系告诉我们，APC+APS=1，所以APC=1-APS，APS=1-APC。这就是说，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居民越愿意消费，消费支出就越多，消费倾向就越高，储蓄倾向就越低。反之，则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
从总体趋势来看，改革开放30年，我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均呈下降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综合司课题组2004年的“权威分析”，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1981年的0.91下降到2003年的0.77，下降了15%；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1981年的0.85下降到2003年的0.74，下降了13%。最近几年继续下降。
事实上，远的不说，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确实快速增加。2000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64300亿元，2001年增加到73762亿元，增长了14.7%；到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达到166617亿元，比上年增长13.3%，比2000年整整多出100000亿元!可见，我国老百姓手中并不是没有钱，而是有很多顾虑，不敢即期消费，必须存人银行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综上所述，最近几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相对于投资率下降、居民消费率相对于政府消费率下降、平均消费倾向相对于储蓄倾向下降，“三大失衡”使我国经济形成了“三高”局面，即投资率、储蓄率、出口率都在快速提高，2006年三者均达到历史新高，投资、储蓄与消费三者比例失衡，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随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同步提高，造成国内市场规模不能相应扩大，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结果迫使经济增长只能依赖越来越多的出口。出口猛增又带来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从而造成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反过来助长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失衡局面加深，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二、当前我国消费从疲软走向强劲的五大策略
中共十七大报告突出消费需求，有着鲜明的实践导向――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改变消费乏力的现状，充分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进一步说，这不仅是着眼于调整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而且体现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刻意蕴，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一系列民生问题，形成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生动局面，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为此，我们要抓住一些关键问题争取尽快取得突破，使消费名副其实，名至实归。当然，有些问题不是短时期就能解决的，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如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同人群之间的贫富悬殊，等等；但有些问题，既重大而又紧迫，短期之内也有解决的可能，则必须当机立断，加快解决。笔者认为，当前推动我国消费从疲软走向强劲，应取以下五大策略：
1.积极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当前扩大消费需求，最紧要的举措应当是适当降低积累率，相应提高消费率，尤其是提高居民消费率。各级政府在做国民经济预算方案时，要改变长期以来重积累、轻消费的思维习惯和运作行为，增加用于人民消费的资金安排，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决放弃无效率的固定资产投资，严格控制可上可不上的投资项目，对外商和港澳台商一律实行国民待遇，果断地从招商引资转向招商选资、招才引智，拒绝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和企业的进入，从源头上遏制投资的过快增长，并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民的消费条件。
2.持续不断地增加人民的经济收入
当前扩大消费需求，最实在的办法是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改革开放30年，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持续改善，这是国内外任何一个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承认的。但是，我国人民的经济收入还不高，一部分群众的生活还很困难，因此，今后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力的不断增强，实行更加积极的个人收入分配政策。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使人民的收入水平持续较快地增长，特别要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还要健全企业职工工资、奖金的正常稳定增长机制，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在财政收入增长中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逐步缩小城乡、地区和不同行业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
3.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
当前扩大消费需求，最重要的支撑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一直在推进，社会保障体系也一直在建立，但是，与其它各项改革相比，这方面的改革恐怕最滞后，进展最缓慢，最不能令人满意。老百姓现在之所以消费信心不强，即期消费不足，不是不想消费，也不是不能消费，而是不敢消费，因为有太多的后顾之忧，原因就在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全，力度不够。所谓“读书难、就业难、看病难、看病贵”，特别再加上“住房难”、“维权难”等等，人民身上背着几座“大山”，因此，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是人民的强烈愿望。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加快完善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涵盖农村居民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社会保障的阳光照耀。
4.实行减税政策真正启动税收制度改革
当前扩大消费需求，最可行的突破口是把过高的税率降下来，减轻企业和民众的税收负担。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已确定“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但“低税率”至今也没有做到。2004年，我国的税收收入是25718亿元，比上年增长25.7%；2005年达到30866亿元，比上年增长20.0%；2006年更上升到37636亿元，增长21.9%。可见，这3年的税收增幅都在20%以上。2007年，我国的财政总收入已经突破5万亿元，达到5.1万亿元左右，同比增长31%，财政增幅几乎等于GDP增幅的3倍，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已经超过20%，这对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并没有好处。税赋过重，不仅使企业不堪重负，加大各种成本开支，最终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而且会引发通货膨胀，更严重的是，影响人民群众投资创业的积极性，阻碍民营经济的发展。因此，减税是当前减轻人民负担从而增加消费的突破口，不能弃之不用，而要切实稳步地加以推进。实际上，按照著名的“拉弗曲线”，降低税率不一定会减少税收收入，运用得当，还会增加税收收入。
5.大力开拓农村市场增加农民消费
当前扩大消费需求，最大的潜力在广阔的农村市场。目前，我国乡村人口仍占全国总人口的56%左右，农民仍然是我国人口的主体；同时，农民的收入水平低，消费支出少，促进农民增收、增支，将会开辟一个巨大的消费天地。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366元，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为2.9：1；到2006年，前者增加到11759元，后者增加到3587元，两者的收入差距扩大到3.3：1。因此，我国应继续设法减轻农民负担，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2007年底，国家财政部与商务部联合宣布，在山东、河南、四川3省率先进行“家电下乡”试点工作，3省农民可以买到专为他们生产的限价家电产品，包括彩电、冰箱和手机三大类。农民购得这些产品后，可从财政部门申领到相当于产品售价13%的补贴，此举如果成功，“家电下乡”将在全国各地推广，产品也将扩大为五类(加上空调、洗衣机)，国家财政补贴将可能高达上百亿元，农民将从中获得很大益处，肯定能受到农民兄弟的热烈欢迎。我们从“家电下乡”中至少可以得到三点启示：第一，开拓农村市场，促进农民消费，潜力巨大，空间很大，符合扩大消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是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的创造性举措；第二，扩大消费、拉动内需有很多途径、很多办法，各地、各部门都可以为城乡居民想方设法创造各种条件，不断培育和壮大新的消费热点；第三，我国制造业比较发达，产能过剩，不单是家电行业，而且包括纺织、服装、食品、医药、车辆等，与其消耗大量资源能源生产这些产品到国外低价销售引起大量贸易摩擦，不如首先满足国内人民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调整进出口结构、减少贸易顺差、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明智之举。正如有些专家已经指出的那样，“家电下乡”是“创世界先例，纯中国特色”。
最后应当指出，当前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如：拓宽服务型消费领域，继续鼓励健康的餐饮、通信、旅游、住房、汽车等热点消费；加快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广播影视和健身等各项社会事业，显著增强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等等。总之，要实行积极的消费政策，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促进新一轮消费升级，使消费尽快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持久动力。（储东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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